朱熹與光澤烏洲李氏的書信文章

2019-11-13 09:35:05 來源: 大武夷新聞網 作者:王建成

南宋偉大的思想家、理學家、教育家朱熹,一生大部份時間在閩北,其中光澤是他講學和游玩的涉足之地。因為這里的烏洲李氏世家有他崇敬的先師和學友、學生,所以他常來常往,并留下了不少文章和書信。

翻閱清版《光澤縣志》“文苑”中,載入了南宋大儒朱熹給光澤烏洲李氏的多篇文章書信。如《特奏名李公純德墓志銘》《西山先生李公墓表》《新建社倉記》《答李濱老書》《答李守約書》《答李相祖書》《答李壯祖書》《答李方子書》等。文章書信內容精要,言簡意賅,寓意深長,讀罷讓人肅然起敬,回味無窮。

這其中的書信文章,有的是朱熹應光澤烏洲學友李呂之請而寫,有的是與烏洲李氏家族中的學生通信往來。

光澤地處閩北與贛交界,境內的杉關、云際關等是福建通往江西等地的主要通道,留下當年朱熹外出游學與講學的足跡。烏洲在光澤縣城東北面,因地處烏君山腳下富屯溪旁的大洲而得名。在這里世代居住的李氏家族,是當時著名的理學世家,故有烏洲李氏之名。其祖唐朝詩人李頻,浙江建德人,科舉進士。唐咸通年間任建洲刺史,后歿于任上。其次子李起扶柩歸鄉,途經光澤烏洲,遇有戰亂,不得前行,遂就地安葬。其后代就在此定居,繼承家學,耕讀傳家,歷代人才輩出,為當地旺族。“邵武軍光澤縣東一里許,有地曰烏洲。李氏世居之,為郡著姓。其先有贈大理寺評事者,諱鐸,始以文行知名鄉黨”“故其子弟見聞開擴,趨尚高遠,不與世俗同”(朱熹:《特奏名李公純德墓志銘》)。烏洲李氏世代出有“二鳳”“三龍”“七賢”“十三子”“等杰出理學人才,特別是李深、李郁、李呂、李閎祖、李相祖、李壯祖、李方子、李應龍為宋元時期著名的閩中理學“李氏七賢”,名噪當時,為世人景仰。

《特奏名李公純德墓志銘》這篇文章是朱熹應李呂之托而撰。李呂,字濱老,生于北宋宣和五年(1122),卒于南宋慶元四年(1199),享年77歲。自幼家傳理學,隨叔父李郁學,精學于唐代韓愈的文體風格,著有《澹軒集》等。他早年與朱熹在廬山講學相識,兩人惺惺相惜,一見如故,相互推崇。他于淳熙六年(1179)與在廬山講學的朱熹相會,二人一見如故,洽談甚為投機,遂結為學友。李純德是李呂的父親,一生好學,但時運不濟,科舉不第,終生不得志。到了晚年為朝廷恩賜,獲特奏名進士。朱熹對烏洲李氏家族極為了解,對已故的李呂父親李純德非常敬重。他在這篇墓志開頭介紹了李氏世家的源流,對李氏家族理學傳承大為贊賞,對李氏家學中的杰出人物給予高度評價。接著筆鋒一轉,說到李呂之父“諱純德,字得之者,則處士之長子也。少治《周禮》兼《左氏春秋》,為文簡古,不逐時好。弱冠游太學,薦而不第,舍法行當充貢,又不果行。竟以累試禮部奏名天府,將入奏……”。文中還稱贊李公純德對家人族人的大度及守孝,扶人之難,濟人之急。“為人事守孝謹,友愛其弟,至死不少衰。遇族嘗有恩意少,有忿爭,則為居間極力平處,不令入官府。不幸死喪,則為經理其家事,任任其婚嫁之責……”“時海內多虞,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,往往恩直補官。有人謂府君盍自言者,府君不答。老之將至,婆娑邱林,吟諷書史,恬然自適,未嘗有不遇之嘆也。”表現李純德那淡薄名利,超于世外的高風品性。《李公純德墓志銘》文中朱熹還寫道其子孫今有二十七人,而長子李呂強學博記而聞名,教導諸子有法。為“天之所報府君者。其將在于此乎,乃為銘使刻家上以人俟。”

《西山先生李公墓表》也是李呂托朱熹而撰。李郁是閩學大儒,師從理學大師楊時18年,與朱熹的老師羅從彥為同門師兄弟。雖然因所處時代不同,無緣謀面,卻是朱熹尊崇的前輩。 “熹少好讀程氏書,年二十許時,始得西山先生所著《論孟諸說》。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支,而恨不及也。”在墓表這篇文中,朱熹詳細介紹李郁的生平,以及求學理學大師楊時的經過。初見時,楊時告知李郁:“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?學之將以何用?”李郁在楊時門下日夜攻讀,得窺門戶。“于是獨取《論語》《孟子之書》而伏讀之,早夜不懈十有八年,然后渙然若有得也”。楊時深贊李郁好學的精神,將三女兒許配于他。楊時逝后,后學的人多跟他郁學。李郁多次科考不第,“后舉遺逸被朝廷召對,卒官福建省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。”以右迪功郎,除三司敕令所刪定官,后為承務郎。時逢秦檜當權“自度不能俯仰祿仕,遂筑室邑之西山,往來讀書其間。

《新建社倉記》一文講述宋代時光澤社倉的建設經過。社倉是朱熹一生為民生所推動的一項重要舉措,延續千年,為賑災救民起到重要的作用。當時,作為社倉初行,推動維艱之際,其學友光澤李呂首先響應,鼎力相助,向縣令張訢,字侯,提議在光澤推動,得到了縣令的首肯。為此,官府在當地建起了社倉,動員大戶募集倉糧。而后,李呂特請朱熹為光澤社倉開用撰寫此文。當時光澤地方貧窮,民間疾苦。碰到災荒年,許多人家無糧而死絕。旅人途經光澤生病饑餓而死事件也時有發生,讓人嘆惜。“光澤于邵武諸邑最小而僻。自張侯之如至,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。每及春夏之交,則常糴貴而食艱。又病乎中下這家,當產子者力不能舉,而至棄殺之也。又病夫行旅這涉吾境者,一有疾病,則無所于歸,而或死于道路也。”文中還介紹了李呂學習鄰近崇安、建陽的社倉經營之法,與縣令商議而效仿。“蓋其創立規模,提契綱領,皆張侯之功;而其條畫精明,綜理纖密者,則李君之力也。邑人既蒙其科而歌舞之,使者亦聞其事而勸獎焉。”文中對縣令張訢生平進行褒揚,對文友李呂也不惜筆墨大加推崇。朱熹最后在文中發一番議論,通過社倉說到李呂,對其懷才不遇而嘆惜。“李君與予蓋有講學之舊,予每竊嘆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,而無所遇也!今乃物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精見毫末,是不亦有感于李君者,來者尚有考云。”

《答李濱老書》這篇書信文章中主要是針對李呂的來信而答復。朱熹在書信中表示了他對李呂和烏洲李氏先人的尊重,“示喻向來為學之意,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,感嘆無已。”“今足下之學,遠有端緒。其必異于此者,顧恨未得其面叩其詳耳。”以及與李呂交往中的學術探討。書信中還告知李呂廬山書院建院立祠的經過“廬阜固為東南雄麗奇特之觀,而又有陶靖節祖孫、劉西澗父子之遺風。清溪暮年嘗守其地,而西山舅氏陳忠肅亦嘗謫居焉。”書信中透出二人學友之間的情深意摯,讓人有文盡而情未猶之感。“凡此皆因來教之所及,所欲為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。”

《答李守約書》是朱熹回復其門下弟子——光澤烏洲李閎祖的書信。李閎祖,字守約,是李呂的三子,因其父親李呂是朱熹的學友因而拜其為師,學問飛速長進,被朱熹留做塾師。李閎祖于南宋嘉定四年(1211)中進士,調靜江府臨桂主簿,成為當地程朱理學的重要傳播人。

《答李相祖書》是朱熹對自己的門生——光澤烏洲李相祖的回信,里面談的都是讀書之要。李相祖,字時可,為李呂的四子。生于南宋乾道二年(1166),從朱熹門下多年。朱熹命其編《書說》30卷。他一生不愿為官,也不進科場考試,專注理學研究,著述觀點“辯析詳明”,人稱“不愧家學,不負家門”。淳祐十年(1250),直龍圖葉武子取所編《書說》進呈朝廷,被贈宣教郎。在這封書信中,朱熹傳授他讀書要義,就讀方法,提示“所謂大學之要,甚善。但定靜而知止之效,不須言養之以定靜。”對于讀書“只是就此持守著力,至其積久純熟,乃能有此效,而不費力耳。”

《答李壯祖書》也是朱熹與門人——光澤烏洲李壯祖書信談讀書之道。李壯祖,為李呂的六兒子,在朱熹門下多年,學問非凡,也于南宋嘉定四年(1211)高中進士,外出為官。那日回鄉,專程前往朱熹住地,求教老師讀書之法,可是來訪不遇,只好留書而去。朱熹回來后,看了他的留書而回書敘說“昨辱遠訪,深以不獲一見為恨。及得所留書而讀之,益之賢者之有志。”在書中,朱熹回答其提的讀書之問:“大抵為學,當以存主為先,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。” 書信中朱熹指出讀書之要,是把握書中的中心思想,努力去鉆研,達到獲取知識目的。“但當堅守,常自警覺,不必妄意推求。”要堅持自己的學習觀點,提醒自己注意,不要隨意而走了偏路。

《答李方子書》是朱熹書信回答高足——光澤烏洲李方子對辭官一事詢問。李方子,字公晦,號果齋,生于乾道五年(1169),卒于寶慶元年(1226)。為李呂的孫子,拜在朱熹門下,南宋嘉定七年(1214)科舉高中探花,是光澤科舉進入鼎甲的第一人,也是朱熹門下最杰出的弟子之一。后派任泉州觀察,受真德秀黨人影響,遭劾罷官而后復職,起用辰州為官。但不愿再出仕,于信中詢問老師,談自己此時的心情。朱熹在書信中答復“鄙意休官尚可少緩,而辭職不容不力。天上與諸人之見相反,然又未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?”但也叮囑要面對現實,也要有淡泊之心,“然事已爾,無可奈何,只得任之耳。試后去住如何?鄉里雖窮,寂然卻無閑是非,亦可樂也。”李方子受此啟迪,進退任由天命。后來赴任官職,最終卒于任所,朝廷贈朝散郎。

朱熹給光澤烏洲李氏留下的這些文章書信,寄寓了朱熹的理學中性思想,表達對理學烏洲李家先人前輩的敬重和感情。

朱熹給光澤的這些文章書信,收入在清版《光澤縣志》中。先賢當時的思想、學術、品性、文化素養,在文章書信中盡情地流露,體現得淋漓盡致。成為光澤理學發展的寶貴財富,影響了光澤一代代人。

[責任編輯:陳雨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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